从总体收入来看，不同的律师相差悬殊。持有民国“第一号”律师执照的曹汝霖“每月收入，绰有裕余”。袁世凯问其月入几何，曹汝霖答道：“因我不计较酬报，月只可二千元左右。”据此推算，其年入在两万四千余元，而且并不甚合曹氏预期，时为1913年。

　　1929年张耀曾同样辞官下海执业，除夕之夜，他核算该年收入，总计六千三百八十余元，其中律师公费仅有三千五百余元，上海市政府顾问津贴和学校兼职收入八百余元，另有两千元是其同乡长官“云南王”龙云所赠岁献。

　　1930年前上海特区法院院长吴经熊开始执业，他回忆：“仅在开头的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如此之多的案子，我的收入就不少于4万两银子——几乎相当于4万美元！我一个月内挣的钱比我当法官和教授加起来的钱都要多。”而1933年《摄影画报》记载吴经熊的收入：“计其每月收入立法委员一职可得350元，工部局顾问月薪500元，东吴法学院院长薪300元，共计已达千三百余金，律师收入，犹不在内，以此巨资，在常人当可生活愉快，然博士以交游广阔，且家中人口繁多，故尚露拮据之状也。”

　　1935年中国征信所的档案资料同样显示了律师中的收入差距。其时律界元老章士钊年入5万至10万元，汪有龄年入5万元有余，新秀后起周衡、钱盈等人年入在1万至两万元，而不济者则为1千至两千元。

　　为社会中上层，较司法官为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