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人，范弗恩往往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有没有遭到迫害。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请对方多描述一点这方面的体验。但是，真正的受害者如果必须在陌生人面前再次回忆自己人生中最可怖的经历，那么，极有可能再次引起感情创伤。有时，听证会被申请人无法抑制的泪水打断，有时必须紧急召唤医生。于是，范弗恩通常会从另外的角度询问，例如：您是如何获得自由的，或者为何您会被当权者监视等等。对伊朗和阿富汗申请人的听证往往会持续两三个小时。

　　对于人类对自己的同类造成伤害的能力，范弗恩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已经了解甚多。另一方面，他也对受害者的力量和尊严印象深刻。在处理某些案件时，范弗恩即使回到家里，也无法从情绪中解脱出来。不久前，他又参加了心理辅导座谈会，这是难民署一个月举办一次的活动。他说，这种活动的价值非凡。现在有二十二万申请人在等待关乎命运的裁断，全德393名审查官都在超负荷工作。一位女性审查官曾说：“在一些个案中，我对于当事人的命运特别的感同身受。但重要的是，我必须保持坚强。”

　　对于来自叙利亚的避难申请人，审查官们往往不进行个人听证，而是查看一下卷宗就予以批准。但是范弗恩对于他们来到德国的流亡路线很感兴趣，因为可能途中的其他欧盟国家要接手他们的避难审查程序。这位兽医学生说，在船闸管理员的帮助下，他坐小充气筏经过土耳其到了希腊的一个小岛上，然后步行到马其顿，接着是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最后到了慕尼黑。他虽然在希腊被要求留下指纹印，但是政策不允许德国官员把避难申请人推回希腊。匈牙利则要求流亡者提供穿越国境的书面证明，叙利亚人拿不出证据。于是，范弗恩的决定将是：您被允许留在德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