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24 19:46:21 来源: 网易新闻客户端
文|周继凤 编辑|史毋意 监制|张鹭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从这天起,《朝日新闻》以大量照片,对日军占领后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情况,逐日进行详细报道。
12月14日,《朝日新闻》刊登大幅照片,报道南京妇女获得皇军“解放”后欣喜与感激的场面。除这类粉饰太平的消息外,外界一度无法获知南京城内所发生事情的真相。
1937年12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来自上海的专讯《南京的沉默令上海害怕》。该报道称:“虽然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已经过去了两天,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日本陆军、日本大使馆以及日本海军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对于南京的状况毫不知情,……日军取得伟大胜利的详情被不可思议地封锁了。”
据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研究,中国第一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传媒,是国民政府的中央社,刊发消息时间是1937年12月22日。在此之前7天,外媒已率先对大屠杀进行了报道。
原来,在南京城破之际,五名外国记者,仍然坚守在城内。直至12月15日,日军才允许其中4名记者乘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赴上海。
1937年12月15日,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4人登上美舰“瓦胡号”。当天,司迪尔说服“瓦胡号”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暴行,拍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这是全世界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新闻。此后,其他几名记者亦相继发出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由此被揭露。
南京成为“绝无仅有的地狱”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初,日军进展非常顺利。1937年8月13日,松沪会战打响。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在回答日皇裕仁垂询时说:“大概(上海战争)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中国军队殊死抵抗,日军伤亡惨重。松沪会战持续三个月之久,中国军队才退出上海。
日军占领上海后,中方拒绝乞降并坚决抗战,这令日方十分恼火。为迫使中国投降,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攻陷南京。11月15日,他对来自东京的官员说,“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攻占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影响很大,只有武威才能使中国人民低头服输。迅速占领南京使中国屈服。”
在占领上海后仅数日,日军未待大本营命令到达,便兵分两路,沿太湖两岸向南京包抄掩杀过来。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守,于12月5日攻抵南京外围阵地。
在日军进城前,南京城内,偶尔也会发生抢掠事件,但“和日军自侵犯以来造成的地狱相比,南京此时是天堂。”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的美籍牧师乔治·费奇(GeorgeAshmoreFitch)在日记里写道。天堂般的日子,在12月13日日军进城那天戛然而止。
根据松井石根的幕僚长勇中佐描述,藤出勇记录下来如下情境:大批市民、其中混杂着许多妇女和孩子,从被日本军队包围了的南京城一头像潮水一样地向长江边奔逃。这些市民中间有许多中国士兵。长勇中佐(校)对在前边架起了机枪的士兵下达了命令:向他们射击。虽说混有中国兵,但逃跑的人多数毕竟是市民。因此那个士兵犹豫不决,不敢开枪,这一下激怒了长勇中佐:“要杀人,像这样怎么行?”他用军刀一下斜劈了那个士兵。其他士兵们吓得要命,赶快一齐用机枪开火,于是大屠杀开始了……
南京是一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在1937年11月底抵达南京采访的德国《民族观察报》特约记者沃尔夫森克笔下,“南京不仅只是一个首都,南京已成了一种概念。南京曾经是中国出现新制度的概念,南京曾经是聚集中国最优秀力量结晶点的概念。在‘南京’这个口号下,一个接一个名挣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军阀统治而从属于中央政府领手。南京建立了一支确保内部和平的军队,南京使商业和交通业、农业和工业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
在沃尔夫森克写下这段话后不久,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很快变得面目全非。
乔治·费奇为后人记录下了另一个南京,“当数以千计解除武装的士兵向你寻求庇护所,连同数百无辜平民从你眼前被拉走枪毙或用以练习刺杀,而你曾听到枪杀他们的枪声的时候;当成千妇女跪在你的面前歇斯底里地哭泣,恳求你把她们从野兽般的蹂躏下解救出来的时候;当你的国旗多次被扯下践踏,你站在一边无能为力,而你自己的家也被洗劫的时候;然后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定居并热爱的城市,你曾为之奉献青春年华的学校,被有计划地、成片成片地焚毁——这是一座我未想到的地狱,绝无仅有的地狱。”
日军攻入南京城时,在中山门、光华门一线内郭与城垣阵地上,俘获了一些作战负伤或未及撤退的国军将士。日军首先对他们进行了血腥屠杀。从12月13日晨开始,日军以坦克车开路,从南京各城门攻入城内,迅速沿城内各大小街道追击屠杀。再接着,日军对溃退到南京城北江边、被迫放下武器的大量中国战俘及普通百姓,实施了有计划地屠杀。
除血腥屠杀外,日军还疯狂奸淫妇女、大规模焚烧与劫掠。据估计,南京城破后,大约发生了两万起强奸案,被强奸者从11岁到53岁不等。南京城内几乎每一幢建筑,包括美、英、德等国使馆和大使官邱,以及相当比重的外侨房屋,都遭到日本士兵反复抢劫。
日军封锁消息,一度无人知晓南京城内真相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历时40余日。然而,在暴行发生之初,却一度不为外界所知晓。这是因为,在进驻南京城前后,日军一直在有计划地封锁消息。
日军首先让日本媒体紧闭嘴巴。事实上,自全面侵华以来,日本当局就迅速颁布多项法令,对日本媒体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1937年9月9日,日本陆军省新闻报道班发布《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明确规定:“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对逮捕、审讯中国兵和中国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等,全都“不许可”刊登;“但如果是关于中国兵的惨虐行为的记事则无碍。”
到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时,新闻审查变得更为严苛。当时,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均派遣大量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组成被日本当局称为“笔部队”的团体,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在全面占领南京后,日军便进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只允许日本随军记者对南京进行采访与报道。
“笔部队”一时成为日军粉饰太平的最好工具,据曾参与南京战役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曾根一夫说:“首先是压制报道自由。为了报道战争,各报社都派遣了随军记者,然而是不许报道真实情况的。战场上监督新闻报道的是高级军人。所有稿件都根据这个原则被审阅,凡是对军方不利的报道一律没收。仅仅没收也就罢了,还要受到训斥和处罚。”
日本随军记者中的多数人,因长期受当局思想灌输,早已成为日本侵华与屠杀恐怖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此外,有一些良心未泯者,试图记录下屠杀暴行,却因此被惩罚或关入监狱。
1937年12月间和1938年2月间,日本自由主义学者、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数百人以及左派议员两人,因“散播反战言论”,先后被捕入狱。因此,外界听到的关于南京的消息,大多已被多次过滤或加工过。
1937年12月31日,美籍牧师乔治·费奇在其日记中揭露了日方报刊粉饰太平的报道:“我们曾经看到上海一家日文报纸的几篇文章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文章,它们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迅速开张,贸易恢复正常,日本人与我们合作,为可怜的难民提供食物,市区已经根除中国抢劫者,和平与秩序笼罩全城。”对此,费奇评论道:“如果在南京发生的这些事不是如此悲惨,我们会被这谎言逗得大笑。”
按理来说,中国媒体本应在第一时间深入前线,揭露日军暴行。但是,由于战争迫害,中国媒体无法尽快报道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保卫战开始前,为保存实力以备与日军长期作战,南京城内军政部门都已有序撤离。12月7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12月12日晚,曾发誓“本人与所属队伍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唐生智,也仓皇逃走,留下群龙无首的十万守军。
迫于战事压力,南京城内的中国媒体,不得不在南京沦陷前最后几天全部停刊迁移,记者也多数撤离南京。其中,由作家张恨水经营、主编的《南京人报》,于1937年12月9日才停刊,是停刊最晚的中国媒体。
在南京保卫战的最后时刻,只剩下几位中央社记者与国民海通社记者,还在南京坚守。他们不顾生死,冒着枪林弹雨间赶赴前线,对中国守军的抵抗行为进行报道。
12月12日6时,他们发出最后一则电讯:敌军连日均以大部队分路猛攻京城,我军奋勇抵御,已予强寇重大打击。我军虽牺牲壮烈,敌军之伤亡较我军更多。尤以今晨敌军向光华门猛冲十数次,均告失败,其损失之惨重,为数日来所未有……
与此同时,南京城外的媒体,也自身难保。1937年11月12日,日本占领上海后,设立在上海租界的多家华商报社,或停刊转移,或被迫接受日方新闻审查。据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研究,“中国第一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传媒,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社,刊发消息时间是1937年12月22日。”在此之前七天,外媒已对大屠杀做了报道。
除严格封锁消息外,日方也不希望有任何目击证人存在。据经盛鸿教授研究,从1937年9月至12月初,日本当局多次通告各国驻华使节,要求他们从南京撤走一切外交人员与外侨,包括新闻记者。到1937年12月8日,当日军预备向南京发动总攻时,再次发出通告。1937年12月l0日,最后几名留驻南京的西方外交官,终于全部撤离,登上停泊长江的美国炮舰“帕奈号”。
随后,日军严禁一切中外人员进出南京。直到1938年1月6日,美国外交官才被允许回到其南京大使馆。1月9日,三名德国外交官与两名英国外交官才回到南京大使馆。等他们重回南京,城内已面目全非。
随着战事日趋激烈,南京城内与外界只剩下电讯联络。到1937年12月13日晚以后,日军完全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电讯联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晚,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指自来水),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我们与你们所有的人确实被一个无法穿越的区域隔开了。”
五位外国记者向全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
值得庆幸的是,在南京城内,还有留守者在见证暴行。在城破之际,依然有27名外国人拒绝撤离(美侨十八人,德侨五人,英侨一人,奥侨一人和俄侨两人),其中包括5名记者。
这5名记者,最早报道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分别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ArchibaldTrojanSteele);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蔓·德丁(FrankTillmanDurdin);美同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ArthurB.Menken);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C史密斯(LeslieC.Smith);以及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CharLesYatesMcDaniel)。
事实上,在南京沦陷前,便有大量记者赶赴南京报道战况。有些人还逆着逃难人流,从安全区奔赴前线。5名记者中年龄最小的德丁,时年30岁,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上海战事爆发后,他于8月底赶往战场。34岁的司迪尔,从山东济南乘火车南下,历经险阻,到南京进行报道。
为得到第一手消息,这群记者往往需要冒生命危险去采访。12月5日,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开车到南京城以东地区进行战事采访,一发炮弹在车前方爆炸后将车子掀翻,差点车毁人亡。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南京城内坚守岗位,不断报道战况。
12月13日,日军进驻南京后即展开屠杀。留在南京的西方人被日军的暴行震惊了——他们十分熟悉近代国际战争法规,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国际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该《公约》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日本政府曾在该《公约》上签字,占领南京的日军却血腥践踏了《公约》。
留在城内的美籍牧师乔治·费奇费奇在日记里记述:“我们几乎每天都去日本使馆进行抗议和呼吁。”但这无异于蚍蜉撼大树。
1937年12月5日,日军前线指挥官朝香宫鸠彦王,发出一连串由他个人盖章签署的命令:杀掉全部俘虏。12月15日,松井石根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下达命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残军。”“扫荡”意指屠杀。12月18日,他首次到南京城内“巡视”,又命令“混杂的军人都予以肃正”。“肃正”也是指屠杀。
面对日军暴行,5名外国记者无能为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将他们目睹或采访的日军屠杀暴行迅速报道出去。
要报道此事,最好的办法是前往上海。1937年12月14日,5人中最为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决定冒险一试:他计划驱车离开南京。德丁的汽车行驶到南京以东约50公里的句容时,即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
后经交涉,日军允许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4名记者,于12月15日乘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赴上海。最后一位记者,麦克丹尼尔,则于12月16日乘日军驱逐舰“津贺号”去上海。在去“津贺号”的路上,麦克丹尼尔看到正被日军赶往刑场的大队中国人。他们的手都被捆绑着,其中有一人跑过来,双脚跪地向他求救,他却“无能为力”。
1937年12月15日,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4人登上美舰“瓦胡号”。为尽快报道出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司迪尔说服了“瓦胡号”炮舰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暴行,拍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这是全世界第一篇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新闻稿。
报道中写道:“我本人是在南京城的攻城战开始以后,随同第一批撤离这座首都城市的外国人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的。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的尸体已经推挤很高足以没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巳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当时,德丁也曾去找过“瓦胡号”上的无线电发报员,但被对方以“违反规定”为由拒绝。在此事发生50多年后,德丁回到南京,重提旧事时,他推测说:“可能他(司迪尔)塞给他50元钱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时我年轻又是新手,而司迪尔是个行家,他抢先登出新闻。”
直到1937年12月17日,“瓦胡号”炮舰到达上海后,德丁才将他的新闻专电拍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8日,刊登了德丁写的这篇报道,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
由于《纽约时报》远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影响力大,且德丁在报道中首次使用了“南京大规模的暴行”一词,这篇报道一经发出,便震惊了世界。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除司迪尔和德丁外,其他三位记者也相继从上海将他们的电报拍发出去。经盛鸿教授在《西方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这样评价道:“日军在南京的战争暴行,是因为有这5位美英记者的报道才突破了日军当局的蓄意封锁,传遍世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震动与强烈谴责,也使中国广大人民与中国政府了解了南京沦陷后的真实情况……”
不忘历史,薪火相传;读史鉴今,展望未来。读一段历史,颂一首赞歌,军工血统AX7与你追溯抗战历史,传承英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