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上的充裕，使得大律师们在助人之时也往往阔绰。曹汝霖、章士钊、陈霆锐、张耀曾、施洋、史良等律师都曾为当事人义务辩护，不取分文，甚至援以钱粮。1920年刘崇佑为周恩来等人义务辩护后，资助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赠以川资500元，以后还每月汇款，经年不辍。1926年吴凯声义务办理小贩陈阿堂被杀一案，为办案和资助死者家属花去300元。1936年沈钧儒为助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赴瑞士开会，捐赠400元。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律师收入的情况。

　　总之，虽然律师群体中的收入并不平均，生活豪奢的名流律师之外，也不乏困顿拮据者，但套用1937年媒体报道“七君子”案时的说法，律师作为一个职业共同体，在民国算是“高级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社会上都居于中人以上的地位，其受国家和社会之待遇，总比一般民众为优厚”。（C）